母亲和拔田

本文转自：海东日报

□王宝业

生产队里，叽叽喳喳的麻雀声叫醒了黎明前模糊的天空，不断打鸣的公鸡叫醒了村庄的寂寞。于是，朦胧中，人们从熟悉的巷道走出，揉着疲惫还未睡醒的双眼，从村子辐射开来，走向田间、走向地头、走向山坡、走向河边……开始一天的辛勤劳作，去挣那些为家庭、为孩子、为生计的工分。一年四季，不变的方式，重复的调子。

平常的日子，我们是上学的，而一到假期，我们也投入到挣工分的大军中。暑假，小学生跟着村里的弱劳力去麦田捡拾麦穗，这活是不记工分的，而我们这些“半打拉”娃娃（初中生）则为父母分担辛苦，开始为家里“苦”工分。那时，生产队严格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兑现一年的所有收成，即便按人口分，也是少之又少。分麦子、分菜籽、分西瓜、分红利，就连麦草都按工分多少分配。

我清楚地记得，我叔叔一家当时人口和我家一样，但因他们家劳力有五人，工分多。我家只有母亲一人，再加上父亲当民办教师的一点微薄工分，每回分什么叔叔家都排第一或第二位，而像我这样的家庭只能垫后。分西瓜，叔叔家是一大“花栏”（比背篼大许多），至少十四五个大西瓜，而我家只能分到一背篼，顶多四、五个西瓜。于是，生产队的西瓜地里，我和哥哥开始狂吃（生产队有规定，在西瓜地里，你不拿走，随你吃多少，不管你，就看你的肚子），想把一年的西瓜瘾过完。回家后，就不再和弟弟、妹妹们争吃那分得的四、五个西瓜。分油菜籽，叔叔家是一牛皮袋，而我家只有我和我哥的两顶帽子。分麦草，他们从下午开始起背，一直到半夜时分还背不完，而我们因分得少，来回几趟就背完了。这时，勤俭持家的母亲就要求我们去扫路草（大家背完麦草后路途中撒落的），这些别人瞧不起的路草，我们还真扫了不少呢！

工分，就是生活中的支撑；工分，就是人们急疯了时想得到的全部。

原本快乐的暑假，成了我们担负挣工分的“苦行日”。那时我因上学较早，加之生活不是那么宽裕，十二三岁的我还没有铁锨把高，但不管咋样，初中生就该挣工分。于是，背着小小黄帆包，拿上不错的“砖包城”馍馍，运气好时，还可在自家园子里拔上一个萝卜，再横挎上我家不知哪年购置的、碰得伤痕累累的水壶，向山腰田间出发，去拔田。

我们因居住沟岔，麦田分为水田、旱田。水田可浇水，麦子长势好，庄稼收成好；旱田则浇不上水，悉听老天爷安排。水地割麦，叫割田；旱地，则叫拔田。一坡一坡的旱田，小麦长势不好，一亩下来，也就收三四百斤，但粮食是命根，必须颗粒归仓。

那时，生产队为了管理好我们这些拔田的“半打拉”，每个假期专门安排一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有责任感的组长。组长认真得很，我们早上出发到山腰的田地里需要五十分钟，可他不管，到了地里，就开始给我们量化“作业”了，每人“两大步”，先拔。拔完后第二轮、第三轮……一天每个人要拔七八轮。我在这个队伍里是最小的，体质也是最弱的，总是最后一个完成任务。待我拔完第一轮，别人第二轮已拔出了一大截。落在后面的我，只有奋力追赶，冰草划破了手指，忍着；田间的野刺刺伤了脚面，忍着；大暑天的太阳炙烤着，汗流浃背，顾不了擦拭，忍着。我使劲儿往前赶，目标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就是为了赶上别人。那些岁数比我大、体格比我好的，一下就能揽上一大把麦株，而我只能一小把一小把地尽力而为。中午，完成任务的他们要么过来给我帮忙，要么躺在松软的黄土上或崖根的阴凉处，而我还在拔。待完成任务时，他们已吃过简单的中午饭，在地里嬉戏或短暂地休息。幸亏有哥哥帮忙，此刻，我和哥哥才开始馍馍就水的午饭。

记得有一次，我那破水壶不知啥时候开了个小洞，待到口渴喝水时，水壶里的水已荡然无存，只好向同伴要一点。可同伴带的水不多（那时候盛水的用具都很缺），我要了一点缓解口渴。我后来口渴得实在不行，在山里的阴凉的低洼地，就找了个羊粪漂满的“汪水坑”，喝了点积存已久的混浊水，也算是解渴。

拔田的辛苦，不是一日两日，而是整整一个假期。那时，我们每天天微亮就出发，每天星星出现后才回家。回到家，常常是晚饭吃到一半就累得睡在灶火门前。有时，实在跟不上进度，我请求组长给我分点田埂边上的。有点气力的同伴是不愿去拔地边上的，而我因体力不支只能找点边上的，这里杂草丛生，还要一株一株地去拣，花费的时间更多，但省了不少力气。

提起拔田，每每想起组长的“两步”，还有些惧怕，心里有些发怵，但是无奈。看到母亲背麦捆时和男壮劳力背负一样的重量，从十里以外的山上背到打麦场；看到母亲拉着架子车，弯曲着身体拼力前行；看到母亲挥汗如雨，努力翻土块；看到母亲回到家中，还要烧火做饭；看到母亲十一二点了，还在为我们做针线活，我就觉得这一个假期的拔田算不了什么。

记得那年暑假，拔了近二十天旱田的我，生产队会计只给我记了13分的工分。母亲愤怒了。愚昧而又霸道惯了的会计，哪能容得母亲的不满，直扑过来想揍我的母亲，而刚强的母亲更有一种不屈服的力量。在众人的劝阻下，母亲没有挨打，被劝回家里。那天晚上，从来没被别人骂过的会计，凶神恶煞地手持菜刀闯进了我家，想制服所有与他抗争的人。庄邻们奋力阻挡，为捍卫我的辛苦，为了讨得一个公正的说法，母亲索性豁出去了。我们偎依在母亲身边嚎啕大哭，一边在涟涟的泪水中恳求母亲，一边用愤恨的眼睛怒视着那个飞扬跋扈的会计。母亲在抗争，在为应得的工分抗争。

那时，壮劳力的男人，一般出个早工就可记12分，而我近二十天的辛苦拔田却仅得到了13分。毫不讲理的会计竟说，按年岁算工分。想到组长的那“两步”，想到每天最后拔完田回家的我们哥俩，吃着干馍、就着汪水的我，怎能忍受这只给13分的欺辱？

母亲的能干，母亲的为人，母亲的付出，至今都被村上人称赞。每每回到村上，谈起母亲，村上的人都说，你母亲是我们庄子上多少年来少有的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亲友相聚，每每谈起母亲，大家都潸然泪下，无不为母亲的人品而感动。可惜母亲走得太早了！将儿女们拉扯大成了家，才57岁的母亲就走了。大半辈子的重压，没能让她走完一辈子的路；大半辈子的付出，未能让她坚强的躯体承受病魔的折磨；待到享受的年岁，让人揪心地走了！

一切为了工分，一切为了生计。

回想走过的路，难忘拔田，心头总有抹不去的印痕。拔田，在我年少的记忆中烙上的是艰辛；拔田，也为我之后的奋斗注入永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