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马纪樵夫人和她的中国故事

国际 2023-10-27 06: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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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上世纪中法关系“破冰先锋”,她的事业曾被巴金誉为“人民友谊的事业”

百岁马纪樵夫人和她的中国故事本报记者乔本孝 孙鑫晶

今年3月,住在巴黎的埃莱娜·马纪樵迎来百岁大寿。家人们在同一张贺卡上写满祝福,只有一个男孩用的是汉语:“生日快乐,海伦。奥古斯丁。”这位名叫奥古斯丁的男孩今年14岁,在学校选修中文。家住法国外省的他,难得去看望姑祖母时,有关中国的故事总是问个不停。有一次他问:人民公社是什么?

“这时候,我就从土地改革说起,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近日,马纪樵夫人在家中向记者讲述。1959年至1965年,她和先生约瑟夫·马纪樵在中国外交学院教书,返回法国后曾任战后法国首个对华友好团体——法中友好协会(以下称法中友协)负责人。她还是农村经济学家,曾深入考察过中国农村并出版专著。不曾上锁的教师宿舍门

马纪樵夫人回忆,当年中国招聘法语教师时,马纪樵先生在写中国铁路史的博士论文,有心到中国实地研究。当时中法两国还没有建交,夫妇二人要到瑞士伯尔尼的中国使馆办理应聘等手续。起初,马纪樵夫人是以教师配偶的身份随任的。“到中国后不久,同事们对我说,既然您也有高等学位,为什么不教书呢?”马纪樵夫人说:“要能工作当然最好,我也不喜欢闲着,我是职业女性。”

1959年到1965年,马纪樵夫妇在外交学院教了6年法语。在他们之前,学院的法语外教是苏联专家,教学材料主要是官方文件的法文译本,译文质量很一般。“这样学生是走不了太远的。”二人开始从零编写最基础的课文。“一篇教现在时,一篇教未完成过去时……中国同事也认为这样教效果很好。”

随着教学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中国学生长于背诵,疏于实践,有的甚至花大把时间背词典。“我希望我的学生学着自己开口说法语。”于是马纪樵夫妇编排出许多情景对话,由学生表演。他们还特别注重在教学中运用好法国报刊。“这是未来的外交官,他们要掌握政治和经贸方面的法语。”

这对远道而来的法国友人,总想和中国学生与同事更近一些。马纪樵夫妇原本住在友谊宾馆,这里最初是为苏联专家建设的,居住条件较为优越,门口有警卫。“学生不爱来,同事也一样。这不利于教学。”

二人提出希望搬去外交学院教师宿舍“灰楼”,这令负责外国专家事务的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说那可就没有暖气和地毯了!”外交学院的同事后来告诉马纪樵夫人,请示一直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认为,“这对学院只有好处,如果他们之后改变主意,可以随时搬回去”。

于是,马纪樵夫妇如愿住进校园。“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是中国同事。那些年,我们宿舍门从来没有上过锁,老师和学生有问题随时来。”

马纪樵先生去年去世。外交学院向夫人发来慰问唁电,评价他们是“上个世纪中法关系‘破冰’的先锋”和学院“珍视的良师益友”,“帮助外交学院培养出一大批活跃在外交战线、为新中国外交事业添砖加瓦的外交官”。“人民友谊的事业”

1965年返回法国后,马纪樵夫人把相当的精力投入到法中友协的工作中。上个世纪60年代,在法国文化部的推动下,全国上下纷纷成立“文化之家”,马纪樵夫人常常受邀到各地作讲座,向法国人介绍她生活过并有深厚感情的中国。受欢迎程度之深,“有一年我开车就开了大约5万公里”。

借着良好的势头,马纪樵夫妇重振了当时几乎停止活动的法中友协。该协会1952年成立,马纪樵先生是创始人之一,马纪樵夫人后来也担任过秘书长和会长。为了能最大程度增进法国社会对中国的友好,“我们当时的理念是争取重要人物参与友协活动”。他们专门设置荣誉会长一职,法国前外长莫里斯·舒曼任过此职。

1967年,马纪樵夫人曾率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与各国访华代表团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黑白合影上,她站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之间。马纪樵夫人回忆,当时的场景“十分有趣”:毛主席和每个代表团只有不长的交流时间,轮到她时,一眼注意到这名法国朋友穿的是手纳的中式平底布鞋,于是友好地打趣。

结束外交学院教学生涯后,马纪樵夫人曾几次重返中国,长时间深入到山东、安徽、四川的生产大队考察,和农民同吃同住。她的见闻与思考集纳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生活》一书中,为法国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马纪樵夫人在法中友协工作的片段还被记录在巴金的散文里。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国访问。他在《人民友谊的事业》一文中写道,访问的18天里,马纪樵夫人“开她的小车”载着他去了许多地方,“有时路相当长,小车常常中途停下,我们有机会交谈”。巴金形容马纪樵夫人以及“其他的友协干部”“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

这篇散文收录在《随想录》中,书中还有多篇记录此次访法的文字,用巴金的话概括:“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巴金年轻时曾在法国留学,再访法国时,已是75岁高龄的知名作家。马纪樵夫人说,当时有人担心她的“法国平民汽车”对巴金来说“不够气派”,但巴金留给她的印象“十分朴素”。临别时,巴金向马纪樵夫人赠送了《家》的法文译本,并在扉页上留言:“衷心感谢亲爱的朋友们为我们这次访问所做的一切。”希望中法关系越来越好

这本签名“巴金敬赠”的《家》,珍藏在马纪樵夫人在巴黎的寓所中。老人当年曾与巴金讨论过小说剧情,如今因为视力下降,已不能亲自阅读。在老人心中,一百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更想去跑,去听,去看,最想的还是读书”。

大多数人难以通读的《追忆似水年华》,马纪樵夫人曾反复阅读。目前,女儿弗朗索瓦丝24小时照看着她,“很幸运能有这么好的女儿”。每天上午,护工上门把老人从睡床抬到躺椅上,傍晚再上门抬回睡床。

公寓窗外摆满一盆盆花,窗外的时事,老人已不能完全了解。从广播听到今夏中国一些地方水灾的消息,老人想起在中国的6年,也是“每年都有省份遭灾”。那时的生活艰苦,在外交学院,一张纸都很宝贵。

如果有机会重返中国,老人最想去的还是北京。“关于北京我有太多的回忆。”当年在外交学院,京外学生假期普遍留校,马纪樵夫人和学生们一起出游,“终于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接触”。

好几次节庆,她受邀参加招待会,“干练而可亲”的周恩来总理“轮着桌子祝酒,用法语跟我们说贴心的话”。平日里,几乎每周,她都要去看京剧。第一次在音乐会现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竟也是在北京。那是1959年,中国交响乐团前身中央乐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首次完整演出“贝九”为祖国献礼。老人还想再去一次天坛,“在我心中,这是建筑的完美形式”。对于1964年中法建交,老人反而没有特别的印象,只觉得是“理所应当”。

老人祝愿中法关系越来越好,但有些忧心,因为如今这个“越来越个人主义的世界,合作与团结精神比我年轻时更少了”。老人是家中长姐,如今还有3个弟弟在世。奥古斯丁是老人幺弟的孙子,有次听老人讲起当年在北京“夏宫”的故事,马上追问是旧夏宫(圆明园)还是新夏宫(颐和园)。老人惊讶这孩子对中国的了解。

老人对中国最初的好感,来自另一个人写下的回忆,那是一名已想不起名字的作家写的中国游记。但她记得,60多年前的一天,“我丈夫回到家激动地说:中国招聘老师了!他问我感不感兴趣。”年轻的埃莱娜回答:“当然,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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