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军事地理学的发展

军事 2022-03-24 22: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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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防报

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北,为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地势险要,被誉为“中华第一关”。与宁武关、偏关合称“外三关”。2001年,雁门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图为在原址重建的雁门关关城。

军事地理研究是我国古典兵学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注重考察地理环境对战略攻防态势、战役容量、兵力部署以及战争进程的影响。明末,军事家和学者的深入研究使得军事地理学发展到了高峰期,系统论述军事地理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也于此时诞生。

前期铺垫

自先秦时期开始,军事地理学便成为古典兵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孙子兵法》将“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13篇兵法中,既有专门结合地形讨论战术思想的《地形篇》,也有论述作战环境和兵要地理的《九地篇》。此外,《六韬》《孙膑兵法》等兵书也充分结合地形研究战术。

研究军事地理,既需精通军事理论,也需钻研军事历史,须不辞辛劳地亲历雄关险隘等“兵家必争之地”,熟悉各种复杂地理环境。因此,军事地理学是一门实践之学,与明朝一度风靡的心学大不相同。明末,尤其是万历之后的学风悄然发生转变,正如学者所言“从空谈性理转入经世务实”,学风的转变促成了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进一步兴起。

明朝学者王士性遍游全国,著成《五岳游草》《广游志》等地理学巨作,关注人文地理的同时,也论及军事地理。《筹海图编》等书深入讨论海洋地理,注意结合海岸地形条件,探讨海防战略,总结海战战法。大型兵书《武备志》中也有许多讨论军事地理的内容,作者茅元仪以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明代地理形势、关塞险要、海陆敌情等情况,提出了边防、海防、江防并重的战略思想,这既体现了当时的军事需要,也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军事资料。其中“战略考”一章从战略高度考察地理条件,分析天下兴亡。

渐入佳境

王士性著书《广志绎》,标志着明末的军事地理研究渐入佳境。该书通过对古代战争史上的军事行动战场研究,分析各处险要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探讨“天下山河之象”。例如,在论述山西东胜、偏关、宁武几处要塞的重要性时,作者指出,以往的种种防守战术之所以不得要领、屡遭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三者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在王士性看来,这3处要塞需互相配合、彼此相依,才能构筑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

顾炎武也是军事地理领域的重要学者。他的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山东肇域记》《历代宅京记》等,几乎都将重点放在地理学,并大量涉及军事地理。《天下郡国利病书》尤其侧重于辑录经济地理及军事得失等方面内容,对各地的物产、赋役、水利、漕运、屯田、边防、关隘等,均有详细记录。《历代宅京记》则试图从地理中探讨朝代更替和兴亡得失之理,从中可以窥见其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思想体系和著述理想。著述《历代宅京记》时,顾炎武曾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考察顾炎武的著述和治学,其中也贯穿了这一思想。

全祖望总结和评价顾炎武时曾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每到险要之地,顾炎武便与老兵一起探讨当地地理,又与旧籍仔细进行对照核实。这种严谨细致的地理学研究,饱含了作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抱负,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军事色彩。清代学者认为,顾炎武“最明于地理之学”,对军事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名作撷英

明末对军事地理学用力最大且成就最高的学者,要数顾祖禹。他的代表作《读史方舆纪要》,积20余年辛劳著成,共130卷,约280万字,被视为古代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是研究古代沿革地理的必备参考书。梁启超曾称赞此书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非常看重其价值。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曾重点研读过此书,革命战争中的运筹帷幄与他对军事地理的熟悉不无关系。

顾祖禹对孙子的军事地理思想非常推崇,称“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所以下足功夫专门研究军事地理。《读史方舆纪要》中贯穿经世致用思想,在山川险要之中探讨古今兴亡的道理以及进退、攻守的方法得失等,以阐明“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的道理。

出于对军事方面的强调,顾祖禹在书中着重记述历代兴亡、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进而从中推导出地理与战争胜负的内在联系。无论是论述地理还是记载历史,始终突出军事色彩,强调军事与地理的结合。记述山川地理形势时,大量引述历史上的战例,总结地理形势的得失,希望人们能够记取古往今来的用兵得失,更好地利用各种地理形势。结合孙子的军事地理思想,顾祖禹提出了“地利变化无穷”和“争地必得其人”的主张。

对于《读史方舆纪要》,清末张之洞有这样的评语:“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更为可贵的是,该书并没有陷入“地理决定论”。顾祖禹辩证地看待人与地的关系,在他看来,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终究是人,而非地理条件。天险固然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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